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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这些艾滋孤儿能从民间“孤儿院”回归家庭

发布时间: 2013-12-29 21:58:58   作者:aids   来源: 网络

希望这些艾滋孤儿能从民间“孤儿院”回归家庭

■2012年7月27日,印度加尔各答,一名儿童从"红丝带特快"列车车厢上的主题宣传画前走过。新华社发

 

希望这些艾滋孤儿能从民间“孤儿院”回归家庭

■2011年,云南德宏的艾滋病致孤儿童在村里的儿童活动中心里画画,前面是一幅爱心志愿者画的鼓励孩子们的画。新华社发


  志愿者杜梅呼吁社会给予艾滋孤儿更多关爱: 

  ■新快报记者 陈晓微博)颖 殷航 李斯璐 

  在这个仍然对艾滋病“过敏”的社会环境中,一群热心人走到了一起,聆听患者的故事,分担他们的压力。利用有限的资源,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微弱如烛,却燃起了更多艾滋病患者积极生活的勇气。 

  他们想要做得更多,资金、人手、政策的多重缺乏却摆在眼前。其实,不仅是艾滋病患者,这些服务患者的公益组织本身,也同样需要一份社会认同。 

  三房一厅的“孤儿院” 

  杜梅曾经看到,有艾滋孤儿的亲友将孩子送到医院后独自离开,她知道,如果没有“孤儿院”,这些艾滋孤儿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在家中等死。 

  “我能把孩子送过来吗?我们没有人可以照顾这个孩子。”每隔一段时间,杜梅就会接到一些急冲冲的电话,对方口中的“孩子”都是艾滋孤儿——父母因患艾滋病相继去世,孩子本身也是感染者,亲友因各种原因无法照顾,希望将孩子送到秘密的“孤儿院”。 

  每逢收到这些请求,杜梅都很为难。“孤儿院”是杜梅所在的艾滋病患者服务机构“中国爱之关怀”于2009年在广州设立的,事实上不过是一间三房一厅的出租屋,现在住着7个7岁-14岁的艾滋孤儿,由两个工作人员日夜照顾。 

  2002年,“中国爱之关怀”正式开展对艾滋病感患者提供治疗知识教育、心理咨询及相关的关怀活动,同时减少社会上针对患者的歧视与偏见。自2004年起,“中国爱之关怀”逐步建立和完善了“红丝带工作模式”,为求医的病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;通过与有关医疗部门协作,努力提高感染者与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。杜梅长期“驻扎”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,对艾滋病患者进行心理抚慰和关怀。“我们原本没有想过,也没有能力照顾这些孩子,但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没有人管。”杜梅曾经看到,有艾滋孤儿的亲友将孩子送到医院后独自离开,她知道,如果没有“孤儿院”,这些艾滋孤儿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在家中等死。 

  在最高峰时期,“孤儿院”中居住了12个孩子,生活起居完全由两个工作人员照顾——这些照顾者同样是艾滋病患者,拿着一千多元的月薪。“如果不是患者,根本不愿意做这份工作。”杜梅希望能为“孤儿院”多找几个工作人员,却一直未能如愿。“我们也没有资金请人,现在三房一厅的房租已经涨到6500元,再涨我们就支持不下去了。”杜梅无奈地说。另外,她还十分担心房东和邻居知道“孤儿院”的性质后,要求他们搬离,因此只能一直小心翼翼。 

  现实中的“三零”困境 

  现实中的“三零”,是零支持、零法律、零政策?公益机构的人手和资金遭遇瓶颈。 

  11月19日,第十一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在泰国曼谷开幕,本届大会主题为“投资创新:亚太地区实现三零目标”,所谓“三零”,即实现艾滋病零新增感染、零歧视、零死亡。 

  全程参加会议的叶贝,却对一位与会代表的发言记忆犹新:现实中的“三零”,是零支持、零法律、零政策。服务艾滋病患者的公益机构,所获得的资源和其远大目标相比还远远不够。 

  叶贝是“智同中国”的广州地区负责人,“智同中国”创立于1998年,目前在北京、西安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香港等地开展公益活动,一直在从事艾滋病防治教育、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关怀服务和平等权益维护等工作。他们在2009年更设立了“蓝风筝广州互助小组”,为当地的艾滋病患者提供热线、个案辅导等。虽然工作逐渐走向轨道,但与“中国爱之关怀”一样,“智同中国”同样面临着人手和资金的困境。 

  “我们有着很好的服务模式,包括和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、社区医院展开积极合作,推防艾教育和宣传,提供自愿检测等等。但是怎么加深、加强,人手和资金都是很大的瓶颈。每一个流程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是专业的,而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金。给到草根公益组织的钱都很少,一年可能就只有几万元,而且特别不稳定。资金、法律、政策相辅相成,都十分重要。”叶贝告诉新快报记者,目前“智同中国”在广州拥有6名全职人员、100多名志愿者,人手大部分集中在广州,资源短缺不允许他们在更多地方开展艾滋病防治服务。 

  “以洛杉矶为例。当地的人口数量还没有广州多,但关于艾滋病防治的公益组织就有一百多家,当中有些大规模的,全球工作人员都是上百人的。”叶贝表示,目前广州地区专注于艾滋病患者服务的公益组织并不多,“资金支持力度少、担的风险大、受的苦多、工作强度很大,种种原因导致了很多公益组织难以介入艾滋病患者的服务领域,就算是进入了,也很难坚持下去。”目前,“智同中国”已经为300多位艾滋病患者提供了相关服务,但叶贝希望可以做得更多。 

  公益组织最渴望的是一份认同 

  毕竟会牵涉到患者的隐私,有些病人会不愿意接受我们,又或者认为志愿者的工作都是理所当然。” 

  杜梅形容,“中国爱之关怀”一直在低调地服务着艾滋病患者,“毕竟会牵涉到患者的隐私,有些病人会不愿意接受我们,又或者认为志愿者的工作都是理所当然的,这些都需要慢慢地跟患者沟通。”然而这份低调,也可能意味着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,无法得到更广范围的了解和认同。 

  “我们的筹款很少。除了国内外基金会的支持合作,就是一些艾滋病患者和家属给我们一百块、两百块。我们只会做事不懂营销,但做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。”杜梅希望,除了患者,服务于艾滋病领域的公益组织,同样需要社会公众的认同。 

  与“中国爱之关怀”一样,“智同中国”希望有更多资源加入到艾滋病患者服务领域中,“不拿出实际的支持行动和资源,那么实现‘零’目标只是一个口号或美好的梦想”,叶贝说。 

  就在几个月前,“孤儿院”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杜梅看到了希望。“有个孩子长到十六七岁,被亲戚接回家了。之前亲戚不愿意照顾孩子,希望我们养着,但看着孩子越长越好,跟正常人一样,家人也就慢慢接受了。在我们这里就算生活得再好,孩子都会感觉是被家人抛弃,所以回归家庭是最好的。”杜梅说。 

  或许,这些服务于艾滋病患者的公益组织,也能在社会成长之中,成为不再特殊的一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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